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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创详解《长津湖》六大疑问

来源:北京青年报 时间:2021-10-18 16:01
咪乐|直播|平台|ios下载 因此,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,《资本论》首先是作为“历史唯物主义”科学证明了的原理而出现的,也就是说,《资本论》在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经济运动规律中,使历史唯物主义落到了实处。

“每隔五十年,就是人们合上历史教科书准备遗忘的时候,所以我们需要电影来防止我们遗忘一些事情。”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田卉群引用一位导演的话来说明《长津湖》正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电影。

由中宣部电影局主抓,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组织创作、大力扶持、联合摄制,北京市电影局立项审查,北京博纳影业集团、八一电影制片厂领衔出品的电影《长津湖》,于9月30日公映,创造了众多电影纪录。

《长津湖》的制作规模、投资规模、拍摄时间跨度、动用的演职人员数量都创下了中国影史之最。超大规模的服装道具军事装备准备,超百公里的战役战术设计,堪称是中国电影影史上前期人员最多的一次,达到了7000多人,加上后期,参与电影的人次达到了1.2万。

北京青年报推出两个版的专题报道,来讲述今日之中国为何要拍《长津湖》。

剧本创作

写了五年时间,编剧兰晓龙都做了哪些?

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、电影《长津湖》的出品和总制片人于冬表示,博纳影业最早是在2019年7月份接到了国家电影局关于拍摄抗美援朝题材的任务,就在全体主创筹备了9个月准备开拍的时候,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电影拍摄被迫中断,“当时有将近两千人滞留在丹东,其中包括大量的外籍演员,不但不能离开,还要面临签证过期的问题”。

之后,经过北京市电影局和中宣部电影局的研究决定,影片拍摄延期,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,剧组上下把大量的时间精力都花在打磨剧本上,“目前影片的完成度如此之高,跟那段时间的筹备有着很大的关系”。

尽管是2019年决定拍摄《长津湖》,但编剧兰晓龙创作《长津湖》的剧本却时间更早,他用5年时间写完了13万字的《长津湖》最初剧本。兰晓龙曾创作过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《士兵突击》《生死线》等经典军旅影视作品,很多网友将其视为军旅作品的质量保证——“你永远可以相信兰晓龙”。看过兰晓龙作品的观众都知道,兰晓龙作品中总会提及一个特别的连队:钢七连。此番《长津湖》的故事,将“钢七连”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,以连长伍千里为代表的七连战士,在片中逐一报出自己的姓名和编号时,彰显出的英雄精神传承与七连“打不垮更打不死”的战魂,令无数观众动容。

对于和兰晓龙合作,于冬表示,《长津湖》不仅要勾勒宏观历史,更重要的是要塑造艺术形象。在这种千头万绪又宏大又庞杂的历史面前,兰晓龙显然是最为适合的编剧。13万字的剧本精修后还有6万字,又经过反复打磨,“最终,这些人物形象是感人的,是能够让电影立起来的”。

剧情释疑

为什么没以杨根思或以冰雕连的故事为核心?

长津湖战役中,杨根思、冰雕连等“至死不退”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,而《长津湖》为何没有以他们的故事为核心进行创作?于冬表示,《长津湖》不是拍一个战斗故事,不是拍一个战斗英雄。“长津湖战役是具有史诗感的一个战役,从这个战役如何布局、两军对垒到最后交锋的过程,需要一个宏大的视角来展现,而不是从某一个人来说。所以用了七连作为故事线,将这个连队的艺术形象和历史人物、真实事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。杨根思、冰雕连是战争的一部分,也是电影的一部分,但不是全部。”

黄建新介绍说,《上甘岭》等电影拍的是朝鲜战场上的西线作战,很多人对东线作战了解得比较少。“像‘冰雕连’的故事,我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才知道,原来东线那么艰苦。面临着历史上几十年不遇的寒冷天气,我们的战士们连厚棉衣都没有,而且白天敌机轰炸不得不隐藏起来,晚上才出来打仗,加上通讯设备不足,又没有坦克,没有重武器,也没有飞机。但是美军全是‘佩刀’(F-86战斗机)、‘黑寡妇’(P-61战斗机),B26、B29轰炸机等等,志愿军面临着武器强盛于自己无数倍的兵力。那个时候就觉得真是难以置信,但又的确是事实。当了解到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人的时候,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残酷而又伟大的转折,后来,有了互联网之后,可以看到更多影像资料,了解得越多,就会越有一种冲动,如果有一天可以拍它的时候,那会是一部特别有意义的电影。”

黄建新表示,片中的七连是虚构的,“如果太过写实,是很难写下去的,所以七连是虚构的,在背景设置上参考了许多方面”。杨根思和“冰雕连”虽然不是影片中的重点叙事对象,但他们的精神都在影片中体现,组合起来才是《长津湖》。

拍摄团队

不是“拼盘电影”,为什么要用三位导演拍摄?

于冬透露,在决定拍摄《长津湖》后,他一直在考虑由谁去拍。“在如此短的时间内,中国任何一个导演单独拍,都难度巨大。它的格局、它的题材、它的故事要求它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在冬天拍完,所以需要有更好的团队、更好的制作班底、更多时间的准备。前期刘伟强导演开始筹备,中间因为疫情停下;后来有徐克导演、陈凯歌导演重组,我们又重新整理剧本,最后林超贤导演加入。整个过程都是机缘的组合,到了这个时间点了,这些人就出现,这个机会就来了。”

于冬和黄建新都表示,《长津湖》虽然是三位导演联手,但它不是“拼盘电影”。黄建新解释说:“第一,《长津湖》是一个完整的故事,它不是一时兴起的剧本。《长津湖》是一个有着完整走向的电影,片中创造了一个连队的集体形象,也创造了两个主角——千里、万里两兄弟。同时我们也写了领袖的儿子,一个领袖的孩子,一个平民百姓的儿子,都为了国家冲锋在前,它是一种精神上的通达,非常完整,‘拼盘’的前提根本就不成立。”

第二个原因,则是影片拍摄难度。像《大决战》也有导演组,是很多导演参与的,黄建新说,“那样规模的战争电影,只有一个导演拍,至少得拍4年,所以《长津湖》有三个导演大家一起执导是很正常的事情”。

于冬表示三位导演各有所长:“陈凯歌导演有非常宏观的历史维度,知识储备是最强的;徐克导演擅长现代电影的技术、特效和对整个商业片的把握;林超贤导演是这些年中国拍战争片和动作戏最好的导演。我请陈凯歌导演来把握整体电影的基调跟主题;徐克导演注重他擅长的商业电影的表达、对美学的追求;林超贤导演注重拍动作戏跟战争戏,以及对细节的把握——这三个人往这儿一放,化学作用非常强。”

导演分工

三位导演如何协作,意见不一致怎么办?

于冬介绍说三位导演分三组同时进行,“说是三组,实际上三位导演背后还有A组B组C组,大大小小加起来有16个组在跟着导演同时推进。”

说到三位导演的具体分工,于冬透露:“陈凯歌导演负责拍摄志愿军入朝鲜的部分,那几场戏的时代特征、时代气息,人物性格的确立,陈导都把握得非常完美;徐克导演主要注重影片故事的完整性和生动的细节展示部分;林超贤导演更注重惊险刺激的战斗场面,以及在动作设计当中完成人物性格和情感的塑造。三位导演分工明确,且各有侧重,再加上黄建新导演作为总监制来协调三个大组之间的人员、道具、服装以及军事装备的调配,这个过程中,摄制组里的人加起来超过了7000人,如果把三个组并行叠加的时间拉平来算的话,前前后后至少需要400多天。”

作为总监制,黄建新的工作是进行统领。当被问及三位导演是否在拍摄过程中有意见不一致的地方,黄建新表示,三位导演之间的衔接,不是他一个人的事,而是有巨大的体系保证导演之间的衔接。“导演们主要的精力还是在人物创作上,其他的细节都通过协调来完成衔接,若有了大的问题,跟戏剧有冲突了,才会请导演开会来商量。或者我挨组去跑,跟这个导演开完了跟那个开,拿出一个结论之后再去协商。大家服从于一个结构,这个非常重要,所以中国电影进步了,就是因为这样的结构。”

黄建新称赞三位导演都特别投入,“都表现了自己的特点,包括陈凯歌导演的那种诗意的表达、对人物特别细微的刻画以及微妙的情感,徐克导演那种视觉的彰显和极棒的节奏感,和林超贤导演那种硬仗的感觉以及强烈的刺激。”

角色选择

千里、万里两兄弟为何选吴京和易烊千玺?

影片中千里、万里有象征的意义,两兄弟远赴千万里,在异国他乡并肩作战,万里从一个完全不会打枪的农村孩子,到最后成长为一个战斗英雄。

为何选择吴京和易烊千玺主演两兄弟,于冬说他看到剧本时就条件反射性想到了吴京跟易烊千玺,“这两个角色就像是为他们写的一样。我在看了《少年的你》之后,觉得弟弟万里这个形象就是易烊千玺。五年前,兰晓龙写千里、万里的时候,易烊千玺还没上中戏,但好像就有这样一个角色在不远处等着他。”

吴京当时正好是腿伤最严重的时候,正在康复期,如果再去拍戏再受伤,他这个膝盖就废了。于冬回忆说:“我第一次见他时他拄着拐,拿着刚刚从北医三院拍的片子来辞演。经过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的深谈,他还是说:‘我演不了!’我当时说:‘你不用现在回答我,先看本子。’他拿走了剧本。看完之后,他主动来找我,说:‘还算数么?’我说:‘我在等你!’他说:‘我演!’于是就有了这两兄弟。”

创作难题

拍摄时都经历了哪些困难?

提及《长津湖》拍摄的艰难,于冬以“千难万难、千险万险”来形容。

于冬介绍说,影片开始拍摄时,处在疫情刚刚稳定的阶段,大家对电影市场免不了有些担心。“我们每一个镜头,每一场戏都是要砸钱的,因为这场战役的每一场戏,几乎都需要调动千人以上的拍摄团队及群众演员。做这个电影最难的是,要克服这些困难,更不要说大量的服装道具准备、大量的战役战术设计,仅仅是服装道具,就有非常多的变化。从入朝到在最寒冷的风雪当中战斗,化妆服装的风格要统一、连贯。还有大量的装备、道具,这些的筹备实际上工作量是非常大的。举个例子——坦克,我们造的坦克道具是能跑起来的,坦克在拍‘仁川登陆’时是全新的,但后面要砸烂,一个协调不好,拍摄顺序一错,坦克就没了。”

因为所有戏都要在冬天完成,所以几乎是三个导演同时开机,前后最多相差一个月,这种平行拍摄,会有大量的统筹工作,监制黄建新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黄建新表示,拍摄受疫情影响很大。“我们成立了一个疫情防疫小组,光徐导组就有17个人。三天做一次核酸,你算一下,7000人三天做一次,要做多少次?我今年不到一年的时间,做了五十几次核酸,就是为了拍这个戏。我们外籍演员数量很大,有一些从国外回来不久,大家要怎么样控制疫情,绝对保证安全这件事,就变成一个巨大的事情,有时候要更大的场面的时候来不了,把我急的,马上调整计划,每一天都在变。”

除了疫情,剧组还要承受成本压力。“比方说我们要做80个坦克,一个坦克上百万,咱们没有现成的美式坦克道具,都是苏式坦克,因此都得重做。国内能够开得动的就几辆,这个坦克还要每一次从两个组、三个组来回地调,用大吊车吊坦克,这儿拍完了拉到那儿。拍摄《长津湖》完全超出了我的经验范畴,我说凯歌这事怎么办,他说咱们想办法协调。这么庞大的一个组,一调整计划就造成很多一系列问题,我们都是努着劲往前走,没有协作是完不成这个电影的。”

此外就是进度的考验,黄建新说:“因为这个戏的难度太大,根本拍不快,动不动就是几百人、上千人,有的时候算上工作人员有六七千个人在现场工作,而且有大量的夜景,难度非常大。还有特效的合成等等,这一系列都超出拍电影的常规范围,遇到了很多挑战。我们有几十家特效公司,几乎同时差不多有40家特效公司来参与。因为没有一家公司能打包票完成,包括全球很大的特技公司以及中国一些新晋的特技公司、很有创意的年轻人也都来集体参与。”

《长津湖》是中国电影史上庞大的工程,于冬表示,这是一个庞大的摄制组,在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准推向新高地的背景下,在创作上、影片制作规模上都创造了先例。

在经历了电影生涯的再一次考验后,黄建新认为一切的磨难都值得,“《长津湖》会让你热血沸腾,更爱这个国家”。

本版文/本报记者 肖扬 统筹/满羿


编辑:何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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